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693，较前一交易日上调101个基点，创6月以来新高。同时，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创下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新高。

人民币汇率强势行情持续上演，推动因素有哪些?人民币汇率韧性强，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何种态势?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伟，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晓涛。

汇率受经济基本面、贸易竞争力、资产估值吸引力和预期等因素影响，经济基本面是解释汇率变动的基础因素

记者：如何看待人民币近期表现?背后有哪些原因?

许伟：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比价，受两国经济基本面、贸易竞争力、资产估值吸引力和预期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去年对美元升值较快，今年对美元保持在6.4的水平双向波动。总体来看，201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经受住了国内股市和债市波动、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考验，韧性较强，在均衡水平附近双向波动的特征更加明显。

张晓涛：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贸易、通货膨胀水平、国内货币政策、资本的输出输入、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货币政策等密切相连，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会通过外汇供求的变化作用到外汇汇率。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幅度还是相对温和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保持稳定，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经济基本面是解释汇率变动的基础因素，汇率长期趋势主要由经济基本面决定并受其支撑。今年前三季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持续恢复发展，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韧性较足、稳中提质。出口形势良好，境外长期资金有序增持人民币资产，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推动下有所上升。这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发挥决定作用的应有之义。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显著，这是人民币在全球非美元货币中表现较为强势的坚实基础。具体表现为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缩小，直接投资呈现较大顺差。可以说，即使在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影响下，我国经济表现出强大韧性，长期稳定增长趋势不变，增强了外资在华投资信心，同时也是我国持续减少市场准入限制、扩大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的生动反映。

人民币汇率走强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增加居民消费、降低能源及部分依赖国际市场的原材料成本，并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

记者：人民币汇率逆势上升，将产生什么影响?

张晓涛：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不同产业部门影响存在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综合的，整体正面效应较大。

传统观点认为，货币贬值才有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拉动总需求，从而改善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对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体较为显著。但本轮货币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相对很小，必须放到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即疫情影响下全球供需、价值链供应链新特点中理解。从短期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刚性强，中国出口短期内不太会受汇率的替代效应影响。当然，人民币升值也必然对部分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市场竞争能力弱、产品单一、对价格极端敏感的行业。

当前，我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推动经济，也有利于降低高企的能源及部分依赖国际市场的原材料成本，降低整个产业链成本从而提高效率。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抵消正在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今年以来，各类大宗资源产品和基础产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进口型通胀，缓解整个通胀水平。

许伟：人民币汇率是“自动调节器”，有利于缓解外部冲击，促进内外平衡，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与其他主要货币相比，人民币表现相对强势，有利于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我国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较高，人民币汇率走强，可降低进口成本，改善贸易条件，缓解供给冲击。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19.5%，拉动GDP增长1.9个百分点，处于历史相对高位。人民币汇率相对走强，也是促进内外需平衡发展的需要。

记者：近来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如何看待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稳字当头有何意义?

张晓涛：美联储收缩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流入到美国市场。这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重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美国各项经济指标，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走向。

央行在近期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指出，“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对我影响有限”。一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体量扩大，韧性更强;二是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三是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进展，对外部冲击的吸收能力增强;四是我国金融体系自主性和稳定性更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

央行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我为主，稳字当头，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做好跨周期调节，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货币政策不应该追求短期刺激效应，需要稳健适度，引导市场形成合理预期，并注重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搭配组合。

许伟：据观察，明年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预计从危机救助转向复苏巩固，财政赤字率陆续回归常态水平，财政支出重点转向复苏巩固和中长期优先事项。而货币政策则从大幅宽松转向正常化尝试。目前主要新兴经济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已经启动加息，美国稍后，欧元区和日本的政策调整更为滞后。我国经济供需两端承压，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做好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稳字当头，增强前瞻性，加强预调微调，既有助于防止内需下行与外部输入性风险叠加，造成经济增速过快下行，又避免刺激过度，积累过多金融风险。

一个主权国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是该国综合实力发展的结果，人民币在全球外储中的占比稳步走高，说明人民币国际接受度上升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由去年四季度的2694.9亿美元升至2874.6亿美元，连续9个季度增长。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升至2.45%，创下2016年第四季度IMF报告该数据以来新高。如何看待人民币在全球外储占比稳步走高?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意愿增强，说明了什么?

张晓涛：一国货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会受到该国经济体量与结构、介入全球和区域贸易深度、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对外投资发展、国家政策与制度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近几年进入较快发展阶段。从英镑、美元等成为国际货币的历史演进规律来看，一个主权国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是该国综合实力发展的结果。经济规模壮大并不必然能塑造出强大的货币，其被全球广泛接受还需要该国构建完善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并努力成为世界科技创新领跑者与人类文明进步推动者。只有如此，国际投资者才会信任该国货币并愿意持有，该国货币的广泛使用所累积的国家信用最终使其成为国际货币。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完善是两座必须要跨越的“高山”。

许伟：人民币在全球外储当中的占比稳步走高，说明人民币国际接受度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主权货币是国家信用的具体象征，其国际接受度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政策稳定性、资本市场水平等综合因素。我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发展趋势持续向好，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为应对疫情挑战，我国没有实施所谓的“高压经济学”，宏观杠杆率上升幅度低于全球平均，继续坚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留足未来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政策空间。

此外，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市场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不断改善，资金跨境有序流动的便利性增加，也增强了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

人民币强韧性表现反映中国经济具有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

记者：人民币汇率强韧性背后，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怎样的态势?

许伟：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可以通过人民币强韧性表现背后的原因来理解。首先，我国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势头，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去年我国经济率先复苏，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长8%，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好，也说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

我国疫情防控效果好，充分发挥产业链完整优势，产能恢复快，出口形势较好。按美元计价，今年前10个月，我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2.3%，贸易顺差超过5100亿美元，顺差规模为历年来同期最高。相应的，企业和个人外汇存款增长较快，结汇需求增加，银行结售汇净额为2013年最高。

市场主体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信心足，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快增长。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大幅下滑，但中国FDI逆势增长，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投资目的地。今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前10个月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42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最高。

境外投资看好人民币资产。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实施常态化货币政策，与主要经济体保持一定利差水平。资本市场改革和开放取得成效，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更为看好。

金融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经过一系列的降杠杆举措，当前我国外债风险可控，总体偿债能力较强。

记者：如何看待高水平对外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的意义?

许伟：从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经验看，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拓展外循环、提升内循环的活力源泉。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加，必须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双循环”。只有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促进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和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完善营商环境，激发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潜力，不断提高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程度，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才能加深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程度，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

近年来，全球经济循环遇到“逆全球化”等阻力，部分商品、要素和人员流动受限，企业投资预期不确定性上升，疫情也对全球供应链造成较大干扰，但全球经济向着更高水平提升的步伐没有停止，服务贸易、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区域一体化规模和层次不断拓展。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也在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要素流动障碍和企业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为畅通“双循环”奠定了更好基础。

张晓涛：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内外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层次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多样、领域更加宽广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大意义。

中国市场正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外商投资法为外商提供了透明、公平、可预期的法律保障，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制度自信。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同时，我们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国际并轨的领域更多面更广，改革措施落实效率更高。中国正在经历由低要素成本和政策优惠型营商环境向降低制度型成本、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方向转变。

过去40多年，世人见证了一个原本处于全球贸易价值链边缘地带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向国际贸易有实力参与者和体系建构者的角色转变。站在新起点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也会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和各国拓展商机活力的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