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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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

2023-07-28 06:39:23 来源：北京青年报小 中

◎唐山

(相关资料图)

“不思进取的一代”“被富裕生活惯坏了”“极端自私，眼中只有自己”“只会‘啃老’，不想奋斗”……在日本，类似的批评太多了。年轻一代被称为“平成之豚”“平成废柴”“平呆”“散漫一代”。在老一代看来，年轻人正在腐烂，而非活着。

更麻烦的是，年轻一代“连结婚、生孩的欲望都消失了”。

据2022年统计，日本生育率连续7年下降，新生儿仅77.07万人，当年死亡人口156.9万人。按此趋势，到本世纪60年代，日本人口只剩2/3，这被称为“新国难”。

不生孩子，不是日本年轻人耽于享乐。在单身者中，32%的男性和30%的女性在40岁前无性经验。50岁以下夫妻中，44%超一个月无性生活，25%左右甚至超一年。

面对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有三种解决路径：

其一，指责当事方存在严重缺陷，应立刻改过。

其二，反思社会原因，共同承担责任。

其三，算好经济账，找出真问题。

人们常选择第一种，因为最省事，很少选第三种，因为最难。山田昌弘的这本《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漠无情》（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偏偏选了最难的路，所以能见人所未见，所揭真相沉重得令人窒息——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结束，社会原有的各种不平衡可能集体爆发。可此前有多少人意识到风险？又有多少人备好预案？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漠无情》虽是小书，却寄托深重。

日本年轻人已成弱势群体

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因为他们已成弱势群体。

据1994年—2004年统计数据，日本老一代的平均年收入为“442万日元—485万日元—435万日元”（1日元约等于0.05元人民币），不考虑通胀因素，下降幅度仅1.58%；而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则为“204万日元—195万日元—138万日元”，下降幅度达32.35%。

导致年轻人收入迅猛下降的原因有三：

其一，经济不景气，成为“正式员工”的机会在减少。

其二，日本政府怕引起国民不满，影响未来选票，不敢增加消费税，只敢增加个人所得税。表面看，个人所得税是“削高补低”，有利公平，不易招致批评，但这些税多由“上班族”的年轻人背。

其三，政策扶持少。日本老龄化率已达29.1%，占选票三成以上（未成年人无选举权），政府不敢削减老人的养老金，主要社会福利流向老年人，年轻人几无所得。

确实，一旦被日本大企业录取为“正式员工”，收入可观，有各种福利，且一直干到退休，企业无权中途解聘。前提是万一碰上性格乖戾的上司，能忍气吞声，自觉接受“加班文化”。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生只有一次成为“正式员工”的机会，即大学毕业时。进入职场后，很难再成为“正式员工”。

无法成为“正式员工”，意味着终生拿低薪、工作无保障、企业拒为你交各种保险、永无出头之日。一旦成了“非正式员工”，年轻人为省下租房的钱，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对他们来说，结婚意味着灾难，他们只能搬离父母家，生活水平迅速滑坡，甚至难以养活自己。表面看，日本女性就业率已突破50%，但她们婚后就业率低，即使工作，也多是薪金奇低的零工。

经济停滞之下，日本“非正式员工”成了最底层，但公共政策制定者只能看到“正式员工”，很少关注“非正式员工”。据2015年统计，日本企业中“非正式员工”突破40%，其中3/4是女性。

现代生产创造了“现代贱民”

什么人能成为“正式员工”？一张过硬的文凭外，还要“撞大运”——命运取决于面试时的几分钟。日本大企业这种只招应届生、不招往届生的奇葩文化，造成的结果是：

一方面，日本大学生日渐“中学生化”。学习只为几年后的“大考”，大学生们疯狂去考各种职业资格证，接受各种培训，连面试时怎么鞠躬，都有培训班。

另一方面，掩盖了“努力无法改变命运”的事实。表面看，人人都有成功机会，可对很多人来说，“正式员工”遥不可及，只能望梅止渴。山田昌弘惊叹，在日本，上大学已不再是投资行为，而是投机行为，投资可以收回成本，投机则全靠撞大运。

那么，日本大企业为什么不改变奇葩的招聘文化呢？因为生产模式改变了。

老一代日本人习惯于“福特式生产”，即亨利·福特的那句名言：之所以生产福特汽车，是为让每个福特员工都能买得起。要实现这一点，前提是大生产，可随着生产过剩，现代经济不再靠生产驱动，而靠消费驱动。

消费驱动需紧跟流行趋势，即款式多、数量少、周期快。传统大生产变成灵活、快捷的定制生产，工厂只能依赖新设备，而非工人的熟练度。于是，人成了新设备的附庸，只能给它打下手——新设备负责生产，检验质量靠人；或者给产品打包、装箱等琐碎工作研发新设备的成本太高，不如让人干。

经济方式改变推动技术发展，技术发展改变了对劳动力的要求。

从找熟练工，转向找低工资的流动工。时尚有季节性，机器随季节开停，工人最好跟着机器走——开机时上岗，停机时下岗，现代企业最需要无需培训、不必熟练、工资要求低的流动工。在美国，政府很少介入企业管理，无权禁止企业开除员工，所以美国企业很容易找到流动工。况且，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引入移民，解决了流动工不足的问题。

日本则不同。

日本政府经常介入企业事务。一旦成为“正式员工”，即得政府有力保障，职场之路再无压力，俨然成了特权阶层。此外，日本政府严控移民，流动工源不足。

剥削不了移民，只好创造出一批“现代贱民”——“非正式员工”，供日本企业剥削。

强制的“多元化”绝非多元化

日本经济曾长期高速增长，年轻人从中获益，整个社会给年轻人打上了“强势群体”的标签，所有福利政策都向老年群体倾斜。一提起“年轻人需要帮助”，立刻会被指责：“问题是他们自己不努力造成的，政府难道还要帮懒汉？”

日本也有一些老年人生活困难，在就业市场上更弱势。但很多年轻人面临的困难大于父辈——扣掉房租，收入已近赤贫，可只要还住在父母的家中，暂时还能活着。日本政府就假装他们是出于自愿，而不是生活所迫。

日本男青年也想结婚，但68%以上的女青年希望对方年收入在400万日元以上，只有25%的男青年能达标。

人们常用“多元化”来解释今天日本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但山田昌弘认为，被迫的多元化绝非真正的多元化，随着老一代去世，失去来自父母养老金的补贴，以及父母的房屋，“啃老族”未来可能陷入绝境。

“团块世代”的老人（1947年到194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中坚），孩子应30—35岁。在此年龄段中，男性47%、女性34%单身，且有1/3的人离异，80%的单身者将和父母同住。在日本文化中，父母照顾儿女是义务。可老人退休后的收入本来就低，为了养活“啃老族”，许多70—80岁的老人被迫外出打工，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父母的艰难，给年轻人留下深刻印象：谁有孩子，谁的晚年可能坠入“地狱”。

山田昌弘写道：“经济停滞、生活成本提升、才华无望施展，活在这样充满闭塞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所追求的就是虚构的世界，或者可以称之为能让人暂时忘记现实无趣生活的‘梦幻世界’。”

作为事实上的“最底层”，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年从中学时代便放弃梦想，终日沉浸在游戏、漫画、网络小说等幻想产品中。他们不出国旅行（但很愿在国外当志愿者），不想了解新知，对他人冷漠。老一代觉得他们“没出息”，可“在现实世界中既没有升职的机会，也没有改善生活的希望”，除了自我麻醉，还能怎么办？

现代化之路虽殊，却有共同规律

《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漠无情》呈现的是日本社会的问题，且写于10多年前，很多状况已好转（本书所引数据偏陈旧，本文引用多来自日本的新调查数据），但它对中国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首先，落后的传统与文化不会随着发展被“自动解决”。

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文化被夸张成引发腾飞的关键因素，它既传统又现代，具有二者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可经过“失去的三十年”，才发现它的种种弊端，如男尊女卑，导致女性就业难；女性就业率低，政府税源减少，遇到问题只好摊派给“工薪族”，结果大家都受害。表面看，日本社会尊老敬老，但年轻人过得不好，老人也会被拖累，结果成了年轻人、老年人、政府“三输”的局面。

由此可见，没有“跨阶段发展”“弯道超车”这回事，落下的课早晚要补。

其次，不要等问题来了，才想如何去解决。

现代生产转型远比人们想象来得快，可日本有一种奇怪的“回避风险”文化。“二战”中，美军甚至做了“如果被英军背叛，该怎么办”的预案——尽管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日军却采用了相反的方法，严禁人们设想胜利之外的事，任何谨慎的建议都会被斥为“有失败情绪”，日军借口“如果想着失败就真会失败”，在万马齐喑中一败涂地。

美国人在结婚前，会签“婚前财产协议”，日本人则会生气地说：“你是想将来离婚吗？”日本夫妻坚信“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事实是，日本的离婚率已达35.7%，接近美国（45%）。

没有谁是万能人，也没有谁真会得到冥冥中的特殊眷顾。各国现代化之路虽殊，却有共同规律，谁能直面现实、理性解决，谁才配突破困境。《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漠无情》呈现出社会学最赏心悦目的一面：思想的穿透力来自扎实的调查、扎实的数据，不回避问题，不自欺欺人。

对于正步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来说，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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